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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教师学术午餐会暨珞珈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沙龙第七期成功举办(图文)
    发布时间:2019/12/06 17:35:29来源: 浏览次数:

    2019年12月4日,青年教师学术午餐会暨珞珈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沙龙第七期于学院317教室举行,本期的交流题目为“‘规范化’与‘浑沌’——一个理解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框架”,主讲人为我院特聘副研究员冯川博士,主持人为刘伟教授。学院党委书记梁涛、副院长向运华教授及部分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参加了这次沙龙。本次沙龙由我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与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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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研究主题,冯川首先提出了研究问题。他认为,如果从国家政权独立和国家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国家政权现代化的达成;如果从规范化的标准来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未达成。党和国家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从1980年代开始,国家治理逐步走上了规范化与制度化建设道路。但是,这些“规范化”措施并没有减少社会冲突,反而引致许多问题。国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基层社会进行大量的资源投入,并没有增加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反而使基层社会更加不稳定、基层社会的不满情绪愈加扩散。那么,为什么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基层社会,没有随着国家治理方式的“规范化”而变得更加稳定?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对基层社会意味着什么?规范化的本质是什么?

    接着,冯川从“国家—社会与对规则的控制”和“国家—社会与对目标的控制”两个方面,对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的观点进行重新梳理,并对照中国经验的不同之处,引出了国家策略论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是对规则的控制还是对目标的控制,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都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为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均无法解释中国政治实践的经验。而既有研究中出现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实体治理”、“权力的文化网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等概念,为我们展示了第三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趋向,这就是“国家策略论”。该观点突显国家在保持目标上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同时,所表现的在规则控制方面的柔软性。但是,对于1980年代以来日益强调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的中国而言,“国家策略论”也很难再用来分析“规范化”为国家政权和基层社会关系带来的新一轮变迁,同时也无法用来解释农村基层治理中面临的种种困境。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冯川借助“边界”的视角与来自《庄子·应帝王篇》中的“浑沌”隐喻,从内在状态和机制上,将对“固有的社会规则”与“规范化的国家规则”及两者间关系的理解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将“浑沌”理解为一种“整体的、连续的、流动的、统合的”状态,关乎生活逻辑的痛痒知觉,而强调清晰、程序、明文、数字和形式理性等制度逻辑的“规范化”则对应《庄子》寓言中的“凿窍”,意味着对功能和构造的区分和割裂。该分析框架历时性地叙述了“规范化的国家规则”(分断原理)对“固有社会规则”(浑沌原理)的冲击和对生活逻辑的尽力删除,以及在目标管理责任制等国家目标控制体系之下,于基层治理现场出现的“浑沌”复生逻辑。他认为,规范化的过程就是为一系列“边界”划定的过程;“浑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内在机制的隐喻,是因为“固有的社会规则”属性本身是反割裂的,而“规范化的国家规则”恰好又是建立边界的作用力。此后,基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冯川从农业税费征收、土地的利用、纠纷调解、农田水利供给以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五个方面,对1980年代以来国家政权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关系变迁以及当下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困境,进行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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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冯川从两个方面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一方面,基于分析框架,他将关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及其对策与“浑沌”的逻辑关联起来,进行了再整理;另一方面,从政治、社会、经济等三个方面,冯川对“浑沌”样态得以存在的环境性因素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当中国的城市化完结、熟人社会基本解体、公有制彻底形式化之后,中国社会才有可能逐渐脱离“浑沌”。在孕育浑沌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都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即使边界的“规范化”暂时扼杀了“浑沌”,“浑沌”还会以对“规范化”更有免疫力的方式复活。这就是为什么纵使日常生活逻辑的“合法性”被规范化的制度逻辑完全否定,各种不可战胜的变通、非正式运作策略及其他“日常形式的反抗”还是会在国家及其代理人的眼皮底下疯长,并不断再生产出新民情和新习惯法的原因。总之,“浑沌”的存在是中国基层治理制度优势的体现。浑沌与规范化的“精妙”平衡,既是治理的艺术,又是治理的技术。其实近年来日本和一些西方社会,又开始呼唤制度的人格化和政府的弹性化,呼唤浑沌在一些制度化领域的复生。

    在讨论交流环节,与会教师、学生对冯川副研究员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谈论与交流,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刘伟教授认为,从理论上来讲,国家在介入基层社会过程中,需要善于引导与运用基层社会的内生机制,要考虑到“浑沌”自身的价值;但是从经验事实上讲,“浑沌”阶段还需要持续多长时间?此外,我们还应注意研究者所站立的观察角度。王增文教授认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将会通过怎样的途径得以完成?梁玉柱博士后认为,“浑沌”本身存在一定问题,应对国家介入的必然性作进一步阐释;此外,研究中的一些事实判断可能与现实不符,应注重判断标准的阐释。向运华教授认为,一要从辩证统一的角度来看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相关问题应置于历史背景中去思考与研究,注重实用性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向淼副研究员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浑沌”空间,是因为规范化改革与制度化建设的努力还不够;那么,未来实践中,会不会出现从“规范化”到“浑沌”再到“规范化”的发展阶段?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冯川都给予了详实回应.

    最后,刘伟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认为,今天谈论的主题是国家规范化与社会“浑沌”这两种机制应如何均衡配置,这就需要从成本与收益角度来思考,进而也就变成了我们怎样看待治理过程中的利弊得失的问题。但是,中国治理的逻辑并不一直是基于严格的利弊得失计算,即使这样,我们在研究中还是应该从治理有效性的角度进行思考,此次学术沙龙为以后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考方向。

    党委书记梁涛、副院长向运华在会上表示,学院高度重视青年教师的成长与发展,会继续大力支持青年教师学术午餐会、学术沙龙、师生读书会、学术会议等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为青年教师发展搭建广阔平台。

    (王柏秀 供图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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